一根教鞭

@路明

那时我在小镇读小学四年级，班主任是落户在镇上的上海女知青，教数学，四十岁不到​‍‌‍​‍‌‍‌‍​‍​‍‌‍​‍‌‍​‍​‍‌‍​‍‌​‍​‍​‍‌‍​‍​‍​‍‌‍‌‍‌‍‌‍​‍‌‍​‍​​‍​‍​‍​‍​‍​‍​‍‌‍​‍‌‍​‍‌‍‌‍‌‍​。

她脾气不太好，经常骂学生，骂得不解气的时候，便举起手或者教鞭，劈头盖脸一顿打​‍‌‍​‍‌‍‌‍​‍​‍‌‍​‍‌‍​‍​‍‌‍​‍‌​‍​‍​‍‌‍​‍​‍​‍‌‍‌‍‌‍‌‍​‍‌‍​‍​​‍​‍​‍​‍​‍​‍​‍‌‍​‍‌‍​‍‌‍‌‍‌‍​。 班上的小孩子，谁都吃过她的“生活”，谁都会讲两句上海话：“侬哪能噶戆额啦！ ”“侬只黄鱼脑子！ ”

彼时在小镇家长的意识中，把孩子交给学校，就是听凭处治的​‍‌‍​‍‌‍‌‍​‍​‍‌‍​‍‌‍​‍​‍‌‍​‍‌​‍​‍​‍‌‍​‍​‍​‍‌‍‌‍‌‍‌‍​‍‌‍​‍​​‍​‍​‍​‍​‍​‍​‍‌‍​‍‌‍​‍‌‍‌‍‌‍​。 家长们甚至觉得，老师骂得越凶，打得越狠，越是说明负责任。

有一天，班上的教鞭坏了，几乎折成两截。

班主任问大家，谁家里有竹子，可不可以帮老师做一根新教鞭。

一只小手怯生生地举起来：“老师，我可以。 ”

举手的是隔壁桌的晓玲。

晓玲小小的个子，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。 她考试总是后几名，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。

第二天清早，讲台上放了一根教鞭。 拇指粗细，圆润均匀，竹节被细心地磨过，一端钻了孔，挂了彩色穗子，穗子是晓玲自己编的。 晓玲骄傲地说，她寻遍了爷爷家的竹林，好不容易才选定了这根。 新锯下的竹子得在火上烘烤脱水，方能坚固耐用。

班主任大大夸奖了晓玲，赞扬她的心灵手巧和集体主义精神。

晓玲低下头，两只手绞在一起，似乎憋着笑。 印象中，这是她第一次当众受表扬。

下午的数学课上，风云突变，晓玲连着答错问题，班主任杀气腾腾地冲到她身边，扬起手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教鞭重重地砸在她的头上。

我听到有人吃吃地笑，那教鞭，是晓玲亲手做的。

我们都哄笑起来，肆无忌惮。

晓玲涨红了脸，强忍着泪，一声不吭。

下课了，她趴在课桌上，一直到放学都没起来。

第二天晓玲没来上课，第三天也没来。 第四天下午，晓玲被她的父亲拖到了办公室。 依稀传来几句“叫你逃课”的怒吼，其中夹着晓玲低低的哭声。

从此她成了大家的笑料，没人再愿意跟她玩。 好像谁都可以欺负她，揪她的辫子或是丢她的铅笔盒。 而她似乎也无力反抗。 开始还常常会哭，到后来，渐渐没了眼泪。

孩子的世界是等级森严的，孩子的心是天真而残忍的——我们往往通过取笑别人，来证明自己的地位，换得一些莫名的优越感。

勉强读到初二，晓玲退学了。 她父亲把她领回了家。

听说她后来进了工厂，早早嫁人结婚，再以后，就没了她的消息。

不知怎么，我常常会想起她，想起她憋住的笑，忍住的泪，沉默倔强的身影，以及离开校园那天，回头深深的一瞥。

我无意责怪班主任，她是一位非常尽职的老师。 我们班的数学成绩年年全校第一，她还用微薄的薪水，接济几个交不起学费的孩子。

有时我觉得，她就像那句雷锋语录那样：时而春天般温暖，时而寒冬般冷酷无情。

有一次作文题目是“____像妈妈一样”，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写了她，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、严厉而暴躁的妈妈。

又过了很多年，听说她被投诉了，家长告到教育局。 她因此失去了上课的资格，被安排去看图书馆，后来又被打发去食堂。

有一次回小镇，我遇见过她，五十几岁便满头白发，步履蹒跚。

无可置疑，她是爱学生的，用她的方式。

爱有多深，恨就有多深。

可是对一个孩子而言，童年只有一次。 伤害就是伤害，无论是以爱的名义，以恨的名义，还是以因爱生恨的名义。

猫君不是小鲜肉摘自《名字和名字刻在一起》

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：豆薇

【编者的话】 还记得曾经“打骂”过你的老师吗？ 现在回忆起，又是什么心情呢？ 期待您的分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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